，誰也想不到，19年，香港發生了一場社會風波，更想不到的是，低處未算低，「社會風波」之後再遭遇新冠疫情。
還記得當時社會風波剛剛爆發的時候，千嬅一度在大是大非立場上出現了搖擺，但這個搖擺只是一瞬間的事，後來她迅速端正了態度，雖然端正態度讓千嬅拿下了更廣闊的內地市場，但是她也丟失了一部分香港市場。
當然，丟失那部分香港市場僅僅代表了極端社會人士，這並不對千嬅發展的全域形成致命打擊，真正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是疫情，皆因疫情一來，紅館演唱會全面叫停，直接導致千嬅的跨年演唱會，從2019拖到2020再拖到2021都開不成。
對于一枚以唱歌為生的天后級人馬來說，開不成演唱會就相當于手停口停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自身對生活質量要求不算高，另一半又在其他行業有一份收入，那手停口停也不打緊。
可千嬅既接受不了經濟水準的降維打擊，在事業上更是和丁子高捆綁在一起了，皆因丁生就是她的經紀人，她一停，那相當于兩夫妻一起「沉船」了。所以兩人在百般無奈之下一合計，乾脆一咬牙走出生活了幾十年的香港，直踩上海發展。
那為什麼她選擇的是上海，而不是北京、廣州、深圳呢？原因很簡單，丁子高的父母雖然在香港生活，但他爸爸丁永方卻號稱在上海經營皮具生意，還在香港和內地有制衣廠、五金、塑膠等廠房。
雖然丁家是否真的如此家大業大到現如今都存疑，但是起碼楊千嬅丁子高兩夫妻，都比大S汪小菲有更多共同點，大是大非價值觀一致，三觀相同，也能夠達成共識，適應內地的生活模式。
